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的三重悲剧

《威尼斯商人》大约创作于1596—1597年,它讲述了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为了帮助好友巴萨尼奥向贝尔蒙特的富家女鲍西娅求婚,从高利贷商人夏洛克那借了三千金币。被安东尼奥侮辱过的犹太人夏洛克同安东尼奥签订了一份以一磅肉为抵押的契约——如若三个月期满不能还钱,便要用安东尼奥身上的一磅肉抵债。结果,安东尼奥的船失事,无法还钱,割肉履约一事便上了法庭。闻讯赶回威尼斯的巴萨尼奥和伪装成律师的鲍西娅在法庭上成功地救下了安东尼奥。而“谋害公民的异邦人”夏洛克最终遭到了惩罚——他失去了所有财产,还被迫改变了宗教信仰。

《威尼斯商人》被视为喜剧,但实际上,剧中的喜剧场面与悲剧场面相互混杂。按约翰逊的观点,“莎士比亚的剧本,按照严格的意义和文学批评的范畴来说,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创作,它表现普遍人性的真实状态,既有善也有恶,亦喜亦悲”。

那么,这部喜剧里究竟隐藏多少悲剧成分?剧中歌颂的金钱、爱情、友情等观点又有多少让今人看来有失偏颇?对此,我们需要立足于当代的价值观重新审视与思考,分析这播撒喜剧的“土地”上流淌着的悲剧之河。

面对巴萨尼奥的求助,安东尼奥十分慷慨。为了朋友,他甚至肯屈身向犹太人夏洛克借钱。而当巴萨尼奥得知安东尼奥在法庭上身陷难逃一死的绝境时,毅然舍下新婚的妻子,带着六千金币奔去解救安东尼奥,这样的“友情”着实令人羡慕。但细想,这份友情在它圣洁的皮囊之下,深藏着的是世俗之悲。

对于安东尼奥,他圣洁的形象下是模糊的人性。虽然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安东尼奥重情重义,在威尼斯备受尊重,甚至连法庭上的公爵都想对他网开一面。但人性总是复杂的,一边,他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圣母,对同族永远一副慈悲善良的面孔,朋友在他面前都显得粗鄙万分;但另一边,他释放着自己的卑劣面——如此高尚的人,只有在夏洛克面前,才能肆无忌惮地暴露人性的丑陋,才能用恶毒的言语羞辱人。

如果有人对此主张说安东尼奥的善良秉性是有限度的、慈悲为怀是有界限的,那安东尼奥又为何要对巴萨尼奥这样一个挥霍无度、不求上进的贵公子施以多次的援助?这不得不让人质疑这友谊是否纯粹。倘若将其剥离戏剧的外衣而放归现实,这友谊靠的还是世俗意义上的互惠互利——安东尼奥源源不断的财富是巴萨尼奥获得救济的源头,而巴萨尼奥的贵族身份为安东尼奥提供生存的庇护,他们能给予对方的是彼此想要的“体面”。可被戏剧化了的友谊,容易让人被热切的情感和真挚的对白冲昏了头脑,忘却这真切的友情里暗藏着的世俗之悲。

而巴萨尼奥,虽说他是个天生的贵族,但实际上却是个“为了维持外强中干的体面而把一份微薄的资产消耗殆尽” 的破落户。

正是安东尼奥的救济让他得以维持着贵族生活,而这种“救济”养活的不仅是巴萨尼奥,还有两人的友谊。可这种寄生虫似的友谊究竟能持续多久?一面是安东尼奥的财富和口碑日益崛起,一面是巴萨尼奥坚守的贵族堡垒逐渐倒塌。

终有一天,两个人会面临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分道扬镳。他们对这潜藏的危机不可能察觉不到,恐怕这也是为何安东尼奥如此支持巴萨尼奥向富家女鲍西娅求婚的原因。巴萨尼奥若是求婚成功,他就有了新的且更加稳定的财富支持,而安东尼奥提供给巴萨尼奥的借款也有了偿还的保障。可以说,这次婚姻不仅可以保住昔日的辉煌,还能确保前途的安稳。

鲍西娅和巴萨尼奥的爱情在整个喜剧中占有很大比重,可抛开莎士比亚为其雕琢的精美对白,这爱情却显得苍白无力。

爱情的甜蜜背后是束缚。这场婚姻受到鲍西娅死去父亲的意志束缚。按父亲遗愿,求亲的人须在三个匣子中选中带有鲍西娅小像的匣子,而这完全是一个死者对活人的婚姻控制。多少父母以爱之名,为孩子挑选“称心”配偶,实则是为自己的遗产挑选稳妥的管理人,这是爱情丧失选择自由的悲剧。

爱情的狂热之下是肤浅。巴萨尼奥对鲍西娅的了解只局限于一面之缘时留下的“生得非常美貌”的印象以及“有非常卓越的德行”。而鲍西娅对巴萨尼奥的记忆也不过是“老太爷在世的时候,一个跟着蒙特福拉侯爵到这来的才兼文武的威尼斯人”。一个带着三千金币的赌注,想要完成对爱情的征服,另一个抱着对爱情的憧憬,渴望体面的爱神的到来。

其一,巴萨尼奥成功的求婚被视为来自上帝的怜爱和命运的馈赠。可究其动因,求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求救命稻草。巴萨尼奥曾以射箭为喻:“一支箭射得不知去向,便用另一支箭向同一方向射过去……这样冒着双重的险,就能找到两支箭。”

巴萨尼奥向鲍西娅求婚,不仅仅因为她貌美、德行卓越,更重要的是她是“富家”嗣女。若是求婚成功,他便能借此清还所有债务。这样一个破落贵族,与赌徒有何区别?

其二,在选匣子时,巴萨尼奥认定“外观往往和事物本身完全不符,世人却容易为外表的装饰所欺骗”。这样的观念使巴萨尼奥如愿获得婚姻。可讽刺的是,巴萨尼奥那华丽儒雅的一生不正是用借来的三千金币装饰而成的吗?一个没落窘迫的贵族在命运的巧合下,成功接手这华丽的大厦、所有的仆人和一个美丽的妻子,这是父亲的悲,也是鲍西娅的悲。

可更悲剧的是,狂热的爱情相较于深厚的友谊,不过是以卵击石。法庭之上,巴萨尼奥对安东尼奥说:“我爱我的妻子,就像我自己的生命一样;可是我的生命、我的妻子以及整个世界,在我的眼中都不比你的生命更为贵重;我愿意丧失一切,把它们献给这恶魔做牺牲,来救出你的生命。”

而且,当假扮律师的鲍西娅有意为难巴萨尼奥,向他索要戒指作为出庭报酬时,巴萨尼奥最终选择了舍弃戒指。在同友情的抉择下,巴萨尼奥放弃了遵守鲍西娅对他说的关于戒指的誓言——“要是您让这指环离开您的身边,或者把它丟了,或者把它送给别人,那就预示着您的爱情的毁灭”。哪怕当初巴萨尼奥也允诺,“要是这指环有一天离开这手指,那么我的生命也一定已经终结” ,可突如其来的爱情终究不敌友情,这是鲍西娅和巴萨尼奥的爱情之悲。

莎士比亚创作《威尼斯商人》虽是为了歌颂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但作为旧时代的先锋者,其作品中仍能看到旧时代的缩影,就比如公正问题。公正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法庭这一幕,首先是主持正义的公爵。按照威尼斯法律,安东尼奥既是自愿定约,无法履约,控诉就可以成立。可公爵处处为安东尼奥求情,反过来却谴责夏洛克——“夏洛克,人家都以为你不过故意装出这一副凶恶的姿态,到了最后关头就会显出你的仁慈恻隐来”,“你这样一点没有慈悲之心,将来怎么能够希望人家对你慈悲呢?”

在公爵看来,夏洛克是不懂得怜悯、没有慈悲心的恶汉,而安东尼奥是无辜的。甚至当他对夏洛克无计可施的时候,竟毫不避讳地扬言,“我可以有权宣布延期判决”。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要顾安东尼奥周全,这无疑让公正的法律蒙上了一层世俗的偏见。也正是这种光明正大的偏袒,让葛莱西安诺都能在公堂之上肆无忌惮地对夏洛克破口大骂——“万恶不赦的狗,看你死后不下地狱……你的前生一定是一头豺狼,因为吃了人给人捉住吊死,它那凶恶的灵魂就从绞架上逃了出来,钻进你老娘的胎里……”

如此不堪的言辞,在法庭里说得毫无克制、毫无阻拦。公爵彰显其威望也不过是在安东尼奥获救时说的一句:“让你瞧瞧我们的精神:你虽然没有向我开口,但我自动饶恕了你的死罪。”这充满偏见的仲裁,是明目张胆的歧视,是对夏洛克的道德绑架。回望历史,曾经同样被迫害过的人,如今作为强势者,却要对犹太人施以同样的宣泄和欺凌。

其次是有高尚人设的安东尼奥。当初签约时,他对巴萨尼奥说:“你怕什么,我绝不会受罚的……距离签约的满期还有一个月,我就可以有九倍于这借款的数目进门。”

是安东尼奥对自己的运气过分自信,才让夏洛克的报复有了可乘之机。而当面对既定的事实,无力争辩的安东尼奥却讥讽道:“跟这个犹太人讲理,就像站在海滩上,叫那大海的怒涛减低它的奔腾的威力,责问豺狼为什么害母羊为了失去它的羔羊而哀啼……”死亡面前,安东尼奥真的释然了吗?

不,他对即临的死亡只有无可奈何。他的话语里分明掺杂着对偏执的夏洛克的埋怨。自愿签订,就意味着要承担风险,但面对即临的结局时,人性的恐惧又使安东尼奥谴责起夏洛克来,全然忘记之前允诺时说的“你就把它当作给了你的仇人吧;倘使我失了信用,你尽管拉下脸来照约处罚就是” 。

虽然必须承认一点,所订之约确实藏有夏洛克的报复情绪,但这种情绪微乎其微。

此约之于夏洛克,最大的好处也不过是赚个利息、卖个人情,或是乘机显摆阔气,或是讨好,哪有什么笃定的报复之心。试想,夏洛克若是同安东尼奥撕破脸皮,决意报复,威尼斯又如何有他立身之处?但总会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夏洛克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的女儿和钱财被一个“基督徒”拐跑的消息。

再不堪的人内心也有不能触碰的地方,这是巴萨尼奥拿出两倍的钱偿还也不能弥补的。正是这根稻草点燃了夏洛克的怒火,让他决意置安东尼奥于死地。这已不仅仅是为了私仇,还是对整个敌对势力的反抗。他愤怒地斥责基督徒,“他夺取我几十万的生意,讥笑我的亏蚀,挖苦我的盈余,污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是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没有五官四肢?……”

这些不满,是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对民族尊严和信仰的维护。 “辱信仰者必以血偿”,每一次战争倘若不是为了利益,便是出于意识形态。可对夏洛克而言,一个要是有复仇的心,注定是一场败局。

凭借新时代的价值观,我们得以对旧时代的爱情和友情重新审视,并挖掘那个繁荣时代背后的悲剧。莎士比亚的作品永远是经典,今人对其中的质疑也不过是对历史价值观的重新审视。

正是莎士比亚细腻的描写,才得以让后人从其作品中看见那个时代喜背后深藏的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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